陶侃(259年-334年7月30日),字士行(一作士衡)。本为鄱阳郡枭阳县(今江西都昌)人,后徙居庐江寻阳(今江西九江西)。东晋时期名将。陶侃出身贫寒,初任县吏,后逐渐出任郡守。永嘉五年(311年),任武昌太守。建兴元年(313年),任荆州刺史。官至侍中、太尉、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封长沙郡公。咸和九年(334年),陶侃去世,获赠大司马,谥号桓。有文集二卷,其曾孙为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他平定陈敏、杜弢、张昌起义,又作为联军主帅平定了苏峻之乱,为稳定东晋政权,立下赫赫战功;他治下的荆州,史称“路不拾遗”。他精勤于吏职,不喜饮酒、赌博,为人所称道。在后将军郭默擅自杀害赵胤后,即率兵征讨,不费一兵一卒就擒获郭默父子,因而名震敌国。唐德宗时将陶侃等历史上六十四位名将供奉于武成王庙内,被称为武成王庙六十四将。宋徽宗位列宋武庙七十二将之一。

本名

陶侃

别名

陶士行、陶士衡、陶公、陶荆州、陶威公

士行(一作士衡)

出生地

庐江寻阳(今江西九江西)

出生日期

259年月日

逝世日期

主要成就

平定杜弢、张昌起义、陈敏之乱

中文名

陶侃

国籍

东晋

民族

汉族

职业

军事家

官职

侍中、太尉、荆江二州刺史

代表作品

文集二卷

封爵

长沙郡公

祖籍

鄱阳郡枭阳县(今江西都昌)

追赠

大司马

谥号

地位

武庙七十二将之一

典故

陶侃惜谷

家境贫寒,仕途艰难

原籍都昌,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父陶丹,孙吴时曾当过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西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余”,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斥。

陶侃少年时因父早亡,家境竟至“酷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是位很坚强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湛氏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朋友。后来,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湛氏截发换得酒肴,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终于备得一桌“精食”。

次日,范逵上路,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陶侃也倾心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众僚属皆面有难色。陶侃独请行,“众咸服其义”。有了这样的关系,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身份,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大志。元康元年(291),惠帝后贾南凤发动政变,独掌大权。这是“八王之乱”的开始。由于执政的贾模、张华尽心尽力,此后的七、八年间朝野安静,没有什么大的动乱。大约在296年,陶侃来到了洛阳。

当时的洛阳,经过几十年的修复、重建,又变得十分繁华、热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这种情况下,名流士族们谁还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江南小人物陶侃呢?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份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人,不甚接遇。”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几次求见,“每往,神无忤色”。终于在张华的推荐下当上郎中。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之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官,召为舍人。

”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他的出身,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有一次,他与同州里的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同车去见中书郎南人顾荣。途中与吏部郎温雅相遇。温雅问杨晫:“奈何与小人同载?”名士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有人推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赵王伦废贾后。第二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

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适经朋友推荐,他得补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陶侃打点行装,匆匆上路了。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他想起自己奋斗经营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远而又远的小县当县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

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他遂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

投身戎旅,建立军功

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永宁元年(301)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镇压。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而又受到当地官吏驱迫,遂转而屯聚起事。太安二年(303)义阳蛮张昌聚众在江夏起义,不愿远征的丁壮及江夏一带流民纷纷投奔张昌。张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间,众至三万。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派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率领军队前去镇压。刘弘上任,即辟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

能受到刘弘重用,陶侃当然十分高兴。况且动乱时从军立军功,也不失为仕进升迁的一条捷径。

陶侃率军进驻襄阳。刘弘军却在宛为张昌所败。张昌转攻襄阳不下,即沿汉水进入长江。一时间,荆、江、扬等州大部分地区为张昌所控制。刘弘命陶侃进攻张昌,连战皆捷,终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在这个过程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羊公即羊祜。晋吴对峙,他曾镇守荆州近二十年,为晋更吴立下大功。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这番话对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张昌事定,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这时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广陵相陈敏见北方大乱,朝廷无力控制江东,遂起兵占据扬州,并遣其弟陈恢沿江西上进攻武昌,以图割据江南。刘弘命陶侃为江夏太守,率军抵御陈恢。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又同岁举吏。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统强兵颇有猜疑。实际上,陶侃不会放弃已取得的功业去投靠一个在江东毫无根基的人。但他也怕刘弘听信这种猜疑,“遂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又加侃督护,使与诸军并力距恢”。

刘弘用人不疑,陶侃无后顾之忧,遂与陈恢力战,所向必破。陶侃这两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这时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远人”、“小人”,而成为颇有实力的地方将领。光熙元年(306),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永嘉元年(307)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

他看到西晋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就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上游的广大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无安全可言。永嘉五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甘卓、周访等沿江西上。至江州,与华轶的势力相遇。

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华轶如此有势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尽管同属一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越拉上关系。

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当了华轶的参军。华轶与司马睿矛盾越来越尖锐,陶臻“惧难作,托疾而归,白侃曰:‘华彦夏(轶字)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因此十分生气,“遣臻还轶”。陶臻却偷偷跑到建康。这使司马睿“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

侃乃与华轶告绝”。陶侃的“告绝”,使华轶元气大伤。华轶兵败被杀,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资于事父以事君”,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对陶侃的这种行为,当时人无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诟病。这说明,两晋时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归依的风气之盛。

永嘉五年(311),司马睿占据了江州。但上游荆、湘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为杜弢率领的流民起义军所占据。王敦即督陶侃、周访等进击杜弢。建兴元年(313),荆州刺史周访被杜弢围困在寻水城。陶侃遣军击之,杜弢退却。陶侃对诸将说,杜弢必由陆路偷袭武昌。因此率军抄近路连续行军三昼夜,在武昌周围埋伏下来。杜弢果然来攻,陶侃率伏兵出,大破之,获其辎重,杀伤甚重。杜弢败军退入长沙。王敦即表陶侃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

陶侃初战即获大胜,刘弘十余年前的预言竟得以实现,于是乎有些飘飘然了。没想到他的部将王贡背叛了他。王贡联合流民军偷袭,侃兵大败。再战,陶侃的坐船也被叛军钩住。幸亏他跳上一只小船才得以逃脱。这次惨败使他刚得到的官职也被革掉。但王敦感到,要消灭流民的起义,还是非得陶侃不可。于是,他让陶侃“白衣领职”。

陶侃率周访等入湘,与杜弢交成,所战连捷。建兴三年(315)杜弢起义终于被陶侃镇压下去。这时,长江上游的荆、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马睿割据江南的形势已成。在这个过程中,陶侃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正当陶侃踌躇满志准备赴荆州上任时,一出“狡兔死,走狗烹”的旧剧又在他身上重演。

陶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王敦不欲陶侃掌荆州,是怕其功高难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荆州处上流形胜,王敦正欲专制朝权,当然不愿荆州假手他人。

王敦以其从弟王廙为荆州。陶侃都将以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披甲执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厕。”王敦佐吏提醒说陶侃的亲家周访正统兵在豫章,若陶侃被杀,周访决不善罢干休。王敦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陶侃见得以成行,连夜便发。途经豫章,见周访,不禁泪流满面:“非卿外授,我殆不免。”

两晋之际,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受到破坏。一些政治上受压抑的寒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树立势力。然而,由于门阀士族势力依然强大以及他们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难逃失败厄运。陈敏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他们要想谋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势力。这样,他们就仍处在被驱使、受摆布的地位。陶侃的这一经历正反映了当时寒门在政治上的处境。

陶侃将入广州,逢杜弢余部杜弘与温劭等占据广州。闻陶侃将至,杜弘企图利用诈降偷袭。陶侃识破其诈,布兵设阵,一举将杜弘击溃。“诸将皆请乘胜击温劭;侃笑曰:‘吾威名已着,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足耳。’”竟一封信将温劭吓跑。陶侃遂进据广州。

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陶侃自从军十余年间,已功名卓着。虽然受王敦排挤,但他并不甘心于在边州当刺史。他“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就这样,他在广州一下就呆了十年。

忠顺勤劳,好似孔明

太宁三年(325),王敦之乱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元、明两朝,王敦两次兴兵,陶侃虽表示支持朝廷,并未实际介入,更未在灭王敦对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镇,实际是明帝的一种精心安排。

东晋建立后,吴人在政治上受到侨人的排挤。永昌元年(322)王敦兵进建康的过程中,江东士族多持观望态度,并不介入这场侨人间的内讧。王敦专权后,委任亲信,排斥异己,诛除不从。其中,也牵连了不少江东士族。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故明帝能收侨、吴士族之力平王敦。王敦之乱被平定,琅邪王氏几倾晋祚的教训对司马氏来说十分深刻。王氏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基本丧失,但王导仍居中枢。为避免重蹈复辙,明帝决心改变元帝以来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鉴等人,制约王导的权力,同时拔擢江东士族,在侨、吴士族间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①,使方镇互相牵制,收相维相抗之效。

陶侃刺荆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陶侃入主荆州,“荆州士女相庆”。东晋政风仍承西晋之弊。“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大概与陶侃经历有关,他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声言:“《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

因此他“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每宴会饮酒,他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众人劝更少进,但他决不再饮。他自己如此,要求部下也这样。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不但严加训斥或鞭打,还“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这种作风在东晋官吏中实属少见。

陶侃治荆州,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平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羊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颇得民心,这对陶侃影响不小。此外,基于自己巩固地盘和发展势力的需要,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因此他“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这种说法显然有夸大成份。但当时荆州社会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当是事实。

陶侃行事,小到竹头木屑,大到设城驻兵,考虑颇为缜密细致。他曾主持造船,命将木屑和竹头全部收集起来。众人不知为什么。后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听事前余雪泥泞,木屑正好用来布地。几十年后,桓温为荆州刺史。桓温伐蜀大造船,又以陶侃所贮竹头作钉装船。陶侃驻武昌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与诸将佐察看形势。陶侃为之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后荆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他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咸康五年(339)后赵遣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损失惨重。

陶侃“性纤密好问”,勤于调查访问,人比之赵广汉(西汉人,曾任京兆尹)。他精于吏职,善察访,发奸擿伏如神。在这方面陶侃也并不逊色。陶侃曾令诸军营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

陶侃的才干颇为当时人所称道。一个叫梅陶的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将陶侃比之曹操、诸葛亮,这确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别是当时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气下,他能勤于吏职,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

平息叛乱,都督八州

太宁三年(325)明帝病死,五岁的成帝即位。大士族庾亮以外戚身份辅政。庾亮对据上游、握强兵的陶侃颇为顾忌,一方面加强建康石头城的防卫,另一方面派温峤出任江州刺史。在东晋荆、扬的矛盾中,处于中流的江州一直是调节上、下游关系的枢纽。为朝廷所用的江州刺史,既要与朝廷关系密切,又要对荆州有所防备。明帝以陶侃为荆州,同时任应詹刺江州。应詹曾与明帝谋讨王敦,又与陶侃同为刘弘部下。应詹咸和元年(326)卒。死前曾与陶侃书,望陶侃能“竭节本朝,报恩幼主”。可见明帝用心的良苦。庾亮与温峤,本是“深交”。其使温峤镇江州,用意与明帝完全相同。

咸和三年,历阳太守苏峻起兵反叛朗廷,使酝酿中的荆、扬矛盾出现变化。苏峻攻进建康,挟持了小皇帝,庾亮逃往江州。此时,凭江州兵难以平定苏峻之乱。温峤遂邀陶侃率荆州兵同赴国难。

明帝死时,陶侃因“不预顾命”一直怀疑是庾亮作了手脚。后庾亮修石头城,也是针对他的。旧怨未消,又让他来对付因庾亮处置失当引起的苏峻之乱。陶侃“深以为恨,答峤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温峤屡说而不允。后温峤“固请之”,其子陶瞻又为苏峻所杀,即“戎服登舟,瞻丧至不临,昼夜兼道而进”。荆州军至江州,议者咸谓陶侃欲诛庾亮以谢天下。

陶侃若杀庾亮,势必影响与温峤的关系,从而可能导致平叛军队的分裂。时庾亮“甚惧,用温峤计,诣侃拜谢”。庾亮有高名,为名士翘楚。他来谢罪,实出意外。陶侃“惊,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但仍愤愤地对庾亮说:“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邪!即与庾亮、温峤同赴建康。陶侃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使诸军能够同心协力,终于平定叛乱。

在平定苏峻之乱中,陶侃以位重兵强被推为“盟主”。苏峻的士兵,多是北方流民,骁勇善战。庾亮率军进攻,为峻军所败,乃送“节传以谢侃。侃答曰:‘古人三败,君侯始二,当今事急,不宜数而。’”陶侃对庾亮如此宽容,诸将谁不力战。其次,陶侃能听从建议和意见。如招郗鉴自广陵渡江扼守京口,对于东西夹击苏峻起了重要作用。

诸军与苏峻军战,数战皆败。温峤军乏食,乞借粮,陶侃不欲借,并要撤军回荆州。经人劝解,陶侃“乃分米五万石以饷峤军”,并打消撤军念头。苏峻之乱终于在诸军合作下得以平定。东晋政局危而复安。自此以后,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和东晋政治格局的变化,江南保持了七十余年的安定局面,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社会的安定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应该说,陶侃对于促进这一局面的出现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苏峻之乱后,陶侃因功而升为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封长沙郡公,仍驻荆州。咸和五年(330)江州刺史刘胤为后将军郭默所杀。执政的王导以郭默骁勇难制,以默为江州刺史。陶侃闻知此事,指责王导这种纵容作法,随即起兵抵江州,将郭默等斩首。实际上,王导和陶侃对郭默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之间对江州的争夺。

王导对郭默擅杀刘胤表示的容忍态度,在于要笼络郭默以抗陶侃。陶侃指责王导并迅速出兵,是要将江州之地控制在手。陶侃夺得江州,也就控制了长江的上游和中游。此时他已为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其权力之煊赫,在东晋一朝也是屈指可数的。

《晋书·陶侃传》称侃曾“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后代一些史家认为陶侃一生尽心于国,“折翼”云云是《晋书》作者的诬枉。但通观东晋一代,荆州刺史以其所处政治军事的重要地位,或与中央对抗,或遥制朝权,陶侃也不会例外。况且,咸和五年陶侃入江州后曾欲起兵废黜执政的王导。所以,《晋书》所云陶侃“潜有窥窬之志”是有根据的。但陶侃又有所不同。他宏总上流却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这与陶侃的经历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

陶侃自称“少长孤寒,始愿有限”。他在门阀政治下挣扎奋斗几十年,才得以出人头地。但仍为士族们瞧不起②。士族们不会允许一个寒门总揽东晋朝权的。陶侃明白自己的处境,也不敢轻易侵犯士族权益。其次,元帝、明帝两朝荆、扬对峙,荆州占绝对优势的形势在成帝时已经发生变化。咸和四年(329),徐州刺史郗鉴移驻京口,京口遂成长江下游重镇。京口距建康仅二百余里,便于接应,从而大大加强了建康的实力。

咸和五年,陶侃“尝欲起兵废(王)导”,事先征求郗鉴的意见,因“郗鉴不从乃止”。这种上、下游间实力的变化,使陶侃虽有“窥窬之志”。也只能“自抑而止”。陶侃晚年位极人臣,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对他个人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既可维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的家业,又可保住子孙的前途。然而,他还欲在北伐有所作为。荆州西临成汉,北接后赵。咸和七年(322)陶侃遣母丘奥经营巴东,又遣桓宣收复为后赵占据多年的襄阳。襄阳为荆州北门。它起着阻止后赵沿汉水南下的作用,又是东晋经略北方的一个重要阵地。陶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①,因其病重而作罢。他的这种不因功名成、年事高而丧失进取心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逊位,遣人将官印节传等送还朝廷。他在离开荆州任所前,“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亲交专人保管,然后才登船赴长沙。“朝野以为美谈”。第二天,竟死在途中的樊溪。时年七十六。根据他的遗嘱,葬在长沙南二十里的地方。

陶侃着有文集二卷,已佚。《全晋文》收录有《相风赋》、《表》、《上温峤遗书请停移葬表》、《让拜大将军表》、《上表逊位》、《上成帝杂物疏》、《遗荀崧书》、《答温峤书》、《答慕容隽书》、《报封抽韩矫等书》、《与王导书》等。

陶侃善书,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其“雄毅明悟,书法肌骨闲媚远近,书皆自手裁,笔翰如流,未尝壅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