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主义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辉和革命性、民主性的战斗精神。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中其中的一个(另外包括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即政治革命,内容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中文名

民权主义

外文名

democracy

提出者

孙中山

属于

三民主义

目的

实现“政治革命”

主要内容

权能区分、五权分立

伟大的民主革命者孙中山先生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的组成部分,居核心地位。它包含国体与政体的内容。[1]

民权主义的思想发展,经历了酝酿、初步表述与形成的过程。孙中山在青少年时代,就学于中国内地、檀香山与香港,痛感国家积贫积弱,自清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清光绪二十年春,他上书李鸿章,主张“仿行西法之筹自强”;上书失败后,提出“改良祖国”不能用“和平手段”,须“易以强迫”。同年十月,在檀香山创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提出“创立合众政府”,随后即策划光绪二十一年广州重阳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流亡海外,大量吸取西方资产阶级民权学说,加以“规抚”,形成自己的民权观,表示其于政治“执共和主义”。光绪二十六年以后,他的民权主义思想迅速形成,与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群体的民权宣传互相补充。光绪三十年,提出建立“中华民国”的概念。次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决定“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同年十月在《<民报>发刊词》中揭橥“三大主义”旗帜,将“创立民国”正式概括为“民权主义”。

孙中山创建民权主义理论,继承了儒家“天下为公”思想,发扬历代农民运动反封建暴政的精神;吸纳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政治制度,坚持“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孙中山将中外古今的“民本”诉求熔于一炉,形成中国旧民主革命时期最为完整、先进的民权理论。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擘划了民主政治的建政原则,即:(1)实施民主建政过程的“革命程序论”;(2)推行“共和政治”、“代议政体”的“政党政治论”;(3)实现民主建政的民众有“权”政府有“能”的“权能区分论”;(4)实施民主建政方案的“地方自治论”;(5)建设理想政府结构蓝图“五权宪法论”。为实现“全民政治”即“直接民权”主张,他提出建设“民权政治的机器”的理论,还撰述实施“民权初步”的集会手续及方法的《会议通则》。

中华民国诞生后,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孙中山认为民族、民权两主义已实现,应致力于民生主义的实施。但是,事实证明,这一认识是不正确、不现实的。他不得不从事反袁、护法战争,以铲除军阀、官僚、政客这三种“陈土”。孙中山晚年与时俱进,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的“共和政治”与“代议政体”,认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提出建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的“最新式的共和国”。重新解释的民权主义较为激进,强调通过以军事行动为主的“国民革命”去实现“全民政治”。他在民国13年(1924)所作的民权主义六次演讲,乃是对民权主义在新阶段的最终阐释,为以《建国大纲》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做出理论构建。

民权时代

“民权时代”是孙中山所指“世界进化”的第四个时期。这一思想在民权主义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孙中山的“民权时代”思想发端甚早,但文字表述较迟。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提出“革命以民权为目的”,区分“君权”与“民权”之不同。同盟会成立后规定未来建立“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的思想。

孙中山书法“天下为公”

民国初年,宣传“共和时代”主权在民。晚年,强调“民权时代”的特征在于“国内相争,人民同君主相争”,“在这个时代之中,可以说是善人同恶人争,公理同强权争。到这个时代,民权渐渐发达,所以叫做民权时代”。他认为,民权这一名词是近代传进来的,“就历史上进化的道理说,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现在世界潮流到了“民权时代”。民权革命的发生,是因为君主专制到了不可忍受之时,人民觉醒而与君主相争。在民权时代,“是以人民为动力”,虽然中国人有史以来未实行过民权,但两千年前的孔子、孟子便曾主张民权,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口号,要建立大同世界,“现在的潮流已经到了民权时代,将来无论是怎么样挫折,怎么样失败,民权在世界上总是可以维持长久的”。中国革命的目标,便是要适应世界潮流,应“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

主权在民

“主权在民”说即“人民主权”论,系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理论基础,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中居核心地位。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即表示,“把过时的清朝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的计划”,“早就制订出来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阐述民国“以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实行国民参政之制。

民国建立后,他坚持“主权在民”的原则,强调“主权在民,民国之通义”,“共和国家,主权在民”。因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公仆”。他指出,“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是“我党国民革命真意义之所在”。在南京临时参议院所通过的《临时约法》中,开宗明义写明“主权在民”之法则。孙进而要求制订全体国民“共同遵守之大法”,以作“立国底根本法”,“立宪则人民有权参政”,方能体现“主权在民”之实。他提出“五权宪法”主张,认为它真正体现了“人民权利之保障书”的性质。同时又指明,必须采取“直接民权之制,以行主权在民之实”。

民权政体

“民权政体”即实行民权的政权形式,是民权主义重要内涵之一。孙中山认为,“政治革命之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民权主义的政体是民主共和国的议会制,孙称之为“在共和政体之下,就是用人民来做皇帝”。中国同盟会时期制定的《革命方略》是以法、美两国为榜样,以行政、立法、司法分立为原则,由国民公举之议员组成议会、任命内阁;民国元年(1912年)《临时约法》亦取此政体,孙中山均曾表示赞成。不过,三权分立政体并非孙之本意。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孙在东京与该鲁学尼等的谈话及《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即提出“五权分立”(三权之外加考选、监察二权)的宪法的主张。民国七年(1918年),又重申制定五权宪法之政治诉求。孙中山晚年,有鉴于西方“代议制”政体之弊病,主张采用瑞士所行之制,提出在“五权分立”之外,实行“直接民权”,即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实行“权能分开”,即实行“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他认为,“有了这九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

论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权主义进行了评价,有褒有贬。[2]

①与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比较,论者多予以肯定。认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主要是针对封建皇权思想而言的,即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实现主权在民的民主政体,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政治障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又进一步发扬民主主义原则,使之与中国共产党制订的民主革命纲领的相应部分基本上取得一致,表达了人民群众渴望民主和自由的意愿,符合于社会政治的发展趋势。

②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相比较,论者认为较之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家和俄国19世纪民主主义思想家,孙中山都毫不逊色。

论者比较孙中山民主观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观,认为前者重人造权利,后者重自然权利;前者重国家利益,后者重个人功利;前者重相互平等,后者重自由竞争。

还有论者认为,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中,包含了通向社会主义民主制的现实性的内容,表现在:一是孙中山提出并一贯坚持了“主权在于人民”的思想;二是孙中山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政治上的民主与经济上的平等的联系;三是孙中山还探讨了实现民权主义的实施方案。

③有论者将孙中山民权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相比较,认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权主义没有包涵深刻的、明确的反封建内容,缺乏彻底解放人民群众的主张,对资产阶级的“共和政治”表示了无保留的倾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权主义仍有很大缺陷,如未能理解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运动所导向的共和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它必须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人民共和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过高的、有悖于历史真实的估计,针对资产阶级“代议政体”的溃疡所设计的一种“超乎欧美之上”的政权形式,仍没有改变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实质。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辉和革命性、民主性的战斗精神。他的民权思想比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民权理论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他提出的民权思想究其本质依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