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特街的儿女》通过对莫斯科阿尔巴特街区一些青年男女主人公命运的描写,来反映前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社会历史现实。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写莫斯科阿尔巴特街上的青年男女萨沙等人的命运,另一条线索是描写前苏联上层人物的矛盾和斗争,主要写斯大林大权独揽后对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怀疑、猜忌和迫害。

书名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

作者

阿纳托利·纳乌莫维奇·雷巴科夫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

开本

16

isbn

9787805678252

创作年代

现代

文学体裁

小说

在阿尔巴特街上,住着这么一些青年,萨沙·潘克位托夫,交通学院的学生,学校的团支部书记。他诞生在一个工程师家庭,父母很早离异;父亲每隔一段时间来看望他们母子一次,母亲是一位受过教育的知识妇女;他从小自尊自爱,能独立思考,加之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因此在学校的表现非常出色。

萨沙所在的交通学院有一位叫克里沃鲁奇科的副院长,他一生戎马生涯,早年曾是奥尔忠尼启则的部下,“学院里盛传他闻名于世的戎马生活,他至今还穿着军服、马裤和皮靴”,他严谨耿直,不苟言笑,“学生们都对他俱伯三分”。

有一次,他负责学院宿舍的建设工程,因建筑材料缺乏而让宿舍建设下马。此举被学院的党委书记包林、研究生洛兹加切夫等人视为把柄,企图利用这一事件来陷害克里沃鲁奇科,并揪出总后台奥尔忠尼启则。

于是,他们召开了党委会,并叫来萨沙在会上发言,揭露克里沃鲁奇科。没想到,耿直的萨沙非但没有与他们共执一词,相反,却竭力替克里沃鲁奇科辩护,使包林等人弄巧成拙,在党委会上出尽洋相。学院里还有一个叫阿齐江的讲师,在萨沙他们班教社会主义核算原理,但他“一不讲核算,二不讲原理,只讲歪曲这些原理的人”。萨沙为此向他提过意见,因而遭到阿齐江的怀恨。

机会终于来了。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日的壁报上,萨沙随手写了一首讽刺班长科瓦廖夫的打油诗,而被包林、洛兹加切夫、阿齐江等人污为“反党事件的组织者”。他不仅被开除学籍,而且还被罚做苦役,蹲了几年监狱,甚至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与萨沙同住一楼的,还有尼娜·伊凡诺娃和她的妹妹瓦里娅。尼娜是个心慈面善的共青团员,她从不注意穿着打扮,“无论是大街上转还是去赴宴——衣服就是这一件”。她已是一名小学教员了,而瓦里娅则是一位任性、聪明、善良的姑娘。父母去世后,她与姐姐相依为命。

她一直暗恋着萨莎,甚至当萨沙遭难后,也一直与他通信,并以萨沙的未婚妻自居,与萨沙的母亲一起排队等候探监,后又干脆搬到萨沙家,照顾萨莎母亲的衣食起居。她的行为给了萨沙莫大的精神鼓舞。而莲娜·布佳金娜则是著名外交家布佳金的女儿,她从小随父亲生活在国外,能流利地讲几国语言。她是学校里最漂亮的姑娘,但却因心地善良而误托终身。

在那些青年中,性格最复杂的,要数尤拉·沙罗克了,他虽与萨沙他们都是中学同学,但却远比同伴们深谋远虑、工于心计。他的父亲老沙罗克,早先是一家时髦成衣铺的小伙计,后来当了裁剪工、师傅,继而成为老板独生女儿的丈夫。革命后,他朝思暮想的遗产——成衣店被收归国有,他的发财梦到此告终。

“他不信上帝,不能原谅上帝使他破了产,因破产的事他更不能原谅苏维埃政权。5月1日和11月7日他常照上班。”尤拉的兄长弗拉基米尔因抢劫罪被捕,为了减免儿子的罪行,老沙罗克带着尤拉找一位有名望的律师求情。律师家“镶在镀主框内的画和玻璃书柜里一排排印着烫金图案的书脊”,给了尤拉极其强烈的印象。他从此由一个父亲影响下的落后青年,变成一位积极要求上进的共青团员。

因为他深知,“要想当律师,必须先上大学,要想进大学,必须先入团,去工厂”。为了达到向上爬的目的,他拼命讨好莲娜,并利用对莲娜的占有关系,向布佳金施加影响。后来,他虽未成为律师,但凭着机智灵敏和善于察言观色的手段,进了内务部,甚至插手处理萨沙案件。他们曾是中学同窗,但由于他们各自的素质、所受的环境影响不同,因而走上了各不相同的道路。

青年们的命运是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萨莎被捕一案的发生,绝非偶然。萨沙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大学生,但他的与众不同处就在于他有一个身为中央候补委员、钢铁工业的权威的舅舅——马尔克·亚历山大罗维奇·梁赞诺夫;而梁赞诺夫又是中央委员、被斯大林认为是“不可靠分子”的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的密友。

他很清楚,那些人别有用心地对萨莎的讽刺诗大做文章,无非是想顺藤摸瓜,揪出自己强有力的政敌而已。更何况,萨沙还敢于替奥尔忠尼启则的亲信克里沃鲁奇科辩护。而包林、洛兹加切夫之流之所以敢于滥加罪名于无辜,也因为他们有稳固的政治后台。

按理说,身居高位的马尔克·亚历山大罗维奇有机会为无辜的外甥辩解,但他只轻描淡写地向有关方面反映了一下情况,而不是据理力争、伸张正义,反而劝说萨沙委曲求全,承认错误。其中的原因,牵涉到斯大林的性格秉赋、处世原则。

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无产阶级的领袖,在前苏联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任何场合出现,都要引起热烈的欢呼声和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同时,斯大林又为国家的前途殚精竭虑,以顽强的毅力领导人民完成国家由农业化到工业化的转变,使前苏联以巨大的步伐跻身于世界列强之林。然而,斯大林在某些个人品质方面又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他出身于穷苦的鞋匠之家,母亲在富裕人家洗衣帮工,他从小穿的都是破衣烂鞋,常被有钱人家的孩子嘲笑斥骂。童年的苦难,一直没被他淡忘,甚至在他成了领袖之后,也因由卓别林扮演的《都市之光》中的流浪者身上,想起了可怜的父亲朱加什维利而伤心流泪。

童年的不幸,使他敏感而又自尊,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如有人敢于持不同意见,他的眼睛“骤然间变成淡黄色,阴森森的,像老虎的眼睛一样,闪着凶光”。作为一名领袖,斯大林还十分推崇强权统治。他认为,“为了崛起成为领袖,一个君主应当消灭周围一切惯于将他视为傀儡的人与物。”为此,他十分崇拜恺撒、拿破仑和伊凡雷帝。在他看来,“唯有恺撒大帝使用他个人专断的政权才能战胜敌人,唯有拿破仑皇帝能征服欧洲。

最高政权应当象沙皇那样至高无上,只有这样的政权才会让人民崇拜,只有这样的政权人民才会服从,只有这样的政权才会使人民尊敬得五体投地”。“伊凡雷帝堪称伟大的治国豪杰,他的过失并不在于他杀了一些贵族,而是他杀得太少……诛灭自己的政敌要殃及第三代和第四代人,斩尽杀绝,不留后患”。这些残暴政策成了斯大林执政治国的理论依据。

斯大林还忌贤妒能,滥杀忠良。基洛夫被刺一案虽成为历史难解之谜,但从斯大林对基洛夫所持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在所有的部下中,斯大林认为奠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不追求独立地位,是较好的执行者”,安德烈耶夫、加里宁“来自基层,属于随大流的人”,而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科肖尔、古比雪夫、鲁祖塔克则是些“靠不住的人”。

尤其是基洛夫,他是个“非贵族出身的半吊子知识分子,是个蛊惑人心的人。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博得了欢呼。在红场举行的庆祝第十七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群众大会上——他再次博得了欢呼。在莫斯科群众面前本该由一位代表全党的政治局委员讲话,而不应当由代表列宁格勒州党组织的人讲话。可是,他没有拒绝。他讲话了。此人不可信任哪!

”更何况,基洛夫平易近人,在列宁格勒大街上散步,带着孩子们乘轿车兜风,还与同幢大院里的孩子们玩“猫捉耗子”的游戏。这一切在斯大林看来,是基洛夫在炫耀自己的简朴与平易,想强调:斯大林住在克里姆林宫,处处戒备,不在街上行走,不与孩子们玩“猫捉耗子”,想以此说明“斯大林害怕人民,而基洛夫不怕人民”。

基洛夫于是成了斯大林的眼中钉、肉中刺,必先除之而后快,以防他在列宁格勒搞“第二首都”。科达茨基、丘多夫、科马洛夫等人被认为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他们是斯大林整治的对象,而基洛夫却出面保护他们。科达茨基“在列宁格勒的工人们要求将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时,没表现出什么热情”,用斯大林的话说:“在这种问题上动摇了!”

当时,基洛夫建议解除他的莫斯科——纳尔沃区党委书记的职务,安排他在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而后来又升他为列宁格勒市的苏维埃主席。在斯大林看来,基洛夫不把这些劣根铲掉,而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是想搞“第二首都”。

基洛夫在十七大的发言,充分“暴露”了他的“野心”,他说:“在列宁格勒,只有彼得堡工人的光荣革命传统是旧的,而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新的……”由此观之,基洛夫被刺一案,根本不是什么“工人阶级的敌人派遣的刺客”所为,倒很可能与斯大林本人有关。全书以基洛夫被刺结尾,将这一迷案留给历史与后人。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一书之所以引起轰动,被誉为“不打哑谜的历史画卷”,“成功地填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空白点”,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揭示了彼歪曲的历史真相,打破了30年来的沉默局面”。

作品深刻反映了1934年前苏联发生的重大事件:大规模的肃反和镇压给前苏联人民蒙上了阴影,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苏共十七次党代会后,斯大林独揽大权,个人崇拜逐渐蔓延;斯大林对他所认为具有潜在威胁的领导层,如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洛未纳泽,以及国家高级官员布佳金,一些反对派成员雷日科夫、毕亚达科夫等采取种种残酷的镇压手段;秘密警察不受法律约束,制造了一桩又一桩草菅人命的冤假错案;斯大林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担任列宁格勒市委书记的基洛夫为心腹之患,他们的冲突最终以这位忠于党的事业、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的被谋杀而告终……

这都是些敏感的,甚至是触犯禁忌的问题。但作家却勇敢地触及了这些问题。

雷巴科夫认为,历史上曾有过伟大的创举,也有过悲剧;有些令人骄傲,也有些时期令人觉得羞耻。但是必须回顾,必须反省;而回顾和反省的目的是为了不重复过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们变得什么都怕”,不敢独立思考,一切等着“上面”怎么说,人们失去了主动精神和尊严感。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停滞现象并非从天而降,而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某些现象产生的心理状态的延续。而那种“千万别出什么事”的恐惧心理到后来仍然存在,对人们的事业危害极大。

作家还认为,在真理中成长的人们追求真理,而在虚伪中成长的人只会按固定的标准思考,而且常常怀疑真理和事实的可靠性。因此,必须用真理教育人民,尤其是青年,他们没有经过那种黑暗的年代,所以更应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了解历史的真相,因为青年是历史的继承者、开拓者和创造者。

雷巴科夫曾说:“这是一部沉重的小说,沉痛的年代……要把当时发生的事都写出来是很复杂的,心理上很复杂,但是必须用全部精力去完成它,已经讲了真话,就需要讲到底……”由此可见,对历史进行反思,让人们记住历史的教训,并从中悟出真理,更稳健地沿着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前进,这是作家重要的创作意图。

小说引起轰动的第二个原因,是作家对斯大林形象的全新塑造。雷巴科夫在1988年6月会见合众社记者时,谈到了该书的创作构思:“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本不打算写一本关于斯大林的小说,而是要写一本关于萨沙·潘克拉托夫,我们一代人的命运,我所居住的莫斯科阿尔巴特街和当时社会情况的小说。

对我国人民来说,三十年代(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一个悲剧年代。因此我要想表现这个时代,当然,斯大林必须是书中的一个角色,因为没有斯大林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正如现实生活一样,斯大林开始膨胀,并且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前有些作家笔下的斯大林形象往往是经过粉饰的,完美无暇的,又有些作家在塑造斯大林形象时,过分强烈的个人主观感情占据了大部分的创作空间,使他们不能客观地、公正地评价斯大林。而雷巴科夫避免了这两种极端,因此,即使是在猛烈抨击、深刻揭露斯大林身上某些个人品质及作风的同时,亦能持公允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读者心目中斯大林的偶像虽被砸碎,但他们仍然不得不理智地接受这一痛苦现实的根本原因。

苏联俄罗斯作家阿纳托利·纳乌莫维奇·雷巴科夫(1911—)原姓阿罗诺夫),出生于乌克兰契尔尼戈夫市一个工程师家庭。[1]前苏联作家,1934年毕业于莫斯科运输工程学院。早年的作品多为儿童题材和生产、道德题材。1951年,因长篇小说《司机》获斯大林文学奖金。1973年,中篇小说《无名小卒》又获俄罗斯国家文学奖。雷巴科夫的作品致力于对历史、道德和政治的严肃思考,通过行为、事件揭示人物性格,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层次,有丰富的艺术内涵和文学魅力。

雷巴科夫的其他作品还有:《短剑》、《青铜鸟》、《叶卡捷琳娜·沃罗尼娜》、《沉重的黄沙》、《阿尔巴特街的枪声》和《克罗什历险记》等。《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是雷巴科夫创作的三部曲的首部。另两部是《一九三五年及其他年代》和《一九四四年》。此书在公开发表之前,手稿已在前苏联文学界广泛流传,许多作家争相成为这部小说的第一个读者。

小说发表后,前苏联文学界反响强烈,认为它是一部“不打哑谜的历史画卷”。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称赞它“成功地填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空白点’”。小说在前苏联国外也引起轰动,《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塞格·施迈曼喻之为“1987年春天将引爆的一颗文学炸弹”。美国一家出版商以10万美金从作者手中购到凯发k8国际的版权,独家在美国出版英译本。